相反，罗马法列举和定义了多种多样的法人格。

[1]由于四阶理论在三阶理论基础上增加了目的正当性原则，且将其置于首位，从而实质性地改变了比例原则的内容构成，对于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审查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必须认真加以对待。二、目的正当性作为合理与诚信原则的构成部分 目的正当性栖身于合理原则和诚信原则，不是今朝今夕的事。

而比例原则立基于人权保障原则，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放在第一位，比例原则对人权的保护更为有力。否则，就是目的不正当，违反诚信原则。换句话说，他必须通过使用他的判断找到合理原则所指明的路线，并照此行事。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97页。我国民事立法表述诚信原则时虽未明确提出善意或目的正当性要求，[29]但人民法院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均将其作为诚信原则的内在要素。

陆红霞案一、二审法院均指出，陆红霞申请公开的内容繁多、形式各异，是借此表达自己不满情绪，通过重复、大量提起信息公开的方式给有关部门施压，从而达到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最大化目的，其目的不当，有悖诚信原则。……如果国家追求一个违法的目的，就会损害权利，这种国家活动也就不再具有合比例性。（Thomas B. Colby, Originalismand Structural Argu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13, No.6, 2019.）但笔者认为，新原旨主义即公共含义的原旨主义与文本主义仍存在差别，前者所关注的是公众在制宪或修宪时对宪法文本的理解，而后者所关注的是宪法文本在当下的一般含义。

在中国，宪法理论通常领先于宪法实践。在现代国家，终极意义上的制宪者和修宪者应当是本国人民。其中，主观论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解释目标，而客观论则以规范性的法律意义作为解释目标。[24]一般人的通常理解是理想化的理论抽象。

既然如此，对于正文中所有宪法条文的解释就应当对四项基本原则予以观照。[10]实际上，原旨主义与文本主义在美国早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混同。

宪法原意在制宪阶段和修宪阶段均可产生，因而可以分为制宪原意和修宪原意，其具体表现就是制宪者和修宪者的原初意图。从时间来看，两次授权均发生在1982年全面修宪之后。较之于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修宪频率，中国的修宪频率明显较高。作为一国的最高法，宪法典不存在上位法和同位法。

其二是参考权威辞典的释义。从美国的宪法解释实践来看，大部分人士都是宪法解释方法的综合论者。合宪性审查的开展离不开广义的、实质的宪法解释，两者密切相关。其二为隐性的宪法原意。

黄明涛副教授试图证成其宪法解释。而权威辞典也不能完全确定特定宪法规范的含义，原因如下：第一，权威辞典不存在绝对的认定标准，任何权威辞典都不能垄断宪法概念的释义。

[3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第1版。毕竟，宪法史的拼图通常残缺不全，而且，它的某些部分有可能还是模糊不清的。

究其原因，原旨主义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价值目前依然缺乏充分的阐释。因此可以说，序言所确认的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参见[奥]恩斯特· 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第120页。[12]换言之，宪法原意应当成为宪法文本之外的主要宪法解释资源。[20]但笔者认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原旨主义均存在某种意义的务实导向。但应该看到，政学两界正在发掘、整理和分析相关的制宪史、修宪史材料。

四、在时间流变中保证释宪的稳定性 宪法文本的稳定性与宪法解释的稳定性共同影响着宪法秩序的安定性该条用了两个任何，足见通信权受到保护的程度之高。

其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通过的四个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而依据不同的解释目标，德国的解释理论可以分为主观论和客观论。

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较高，代表性较强。《美国宪法》第5条和我国《宪法》第64条第1款均就修宪进行了专门规定。

其一，将书信作为行使通信权的主要载体乃是修宪者的政治决策，应该具有民主正当性。[51]参见前注[4]，侯学宾书，第51页。一方面，该方法以不变应万变，将先前的归于先前、将当下的归于当下，以此来处理释宪与立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基本接受制宪者、修宪者对于宪法规范的理解，同时充分尊重立法者在宪法框架之中的政治决策。邹奕，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美]斯蒂芬·卡拉布雷西编：《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李松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26]譬如《宪法》第1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此外，一部分宪法规范的含义不甚明晰，依据文义可以得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22]正是因为如此，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宪法解释领域与法律解释领域对原旨主义的态度迥然有别。

其二，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1985年4月授权国务院就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但笔者认为，释宪方法与政治倾向是应该分离也是可以分离的。

这一难题首先和主要存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之中。与宪法文本一样，宪法原意同样有助于对改革进行必要的限制，从而使其更加民主和审慎。[38]在该案中，孙文麟、胡明亮（二人均为男性）到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后者决定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前者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宪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杨知文：《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司法适用及其限度》，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47]从广义上说，主导或者参与制宪、修宪的政党组织也可以被划入制宪者和修宪者之列。

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教授指出：以下基本事实无从改变：司法审查是美国民主政体之下反常的制度。如前所述，此种原旨主义并不坚持将特定的宪法原意置于一般的宪法文义之上，有利于防止前者对后者的过分限缩。

因此，这两项基本原则是否具有实在的法律效力不无争议。第三，一部权威辞典对于同一宪法概念可能有多个释义，或者，多部权威辞典对于同一宪法概念可能有多个释义。